漫长的逆风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古巴

——谨向伟大的古巴人民致以敬意

一

“古巴人凌晨四点起床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

海伦·雅菲（Helen Yaffe），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哈瓦那的坚定支持者，“古巴人民的老朋友”，在2021年如此介绍古巴的状况。

（按票证配额出售廉价食物的供销社。票证系统维持的是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实际上，配额份量不够，人们得另想办法购买食物）

商店货架上往往空空荡荡。外汇商店倒是有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古巴人也可以用外汇购买——如果他们搞得到的话——但是普通古巴人面对比国际市场还高的商品价格，只能望而兴叹。

2018年底，古巴开始试运行3G网络。2019年年中，4G网络开通。古巴在一年内跨越了西方国家十年的路程。不过在当时，买一个月的国际互联网限量流量包，需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工资。

一般人的月薪，在2019年是几百或者一千多古巴比索，相当于几十美元。

2020年，各大国际机构依据古巴的报告，所公布的人均GDP是九千多美元——和中国相当。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甚至“中高收入国家”。但实际上，这个数据的依据是古巴比索。人均GDP是九千多比索，按照很久以前形成的说法，以1:1算成美元。

古巴另有一套可兑换的汇率，在2021年币制改革之前，以24或者25比索兑换1美元。

这个比价时有变化，但也不是市场价格。在民间自由市场上，兑换1美元怎么也需要好几十比索，距1:1的兑换比例非常远。

九千多比索的人均GDP，其实至少需要除以25。

在币制改革之前，古巴的国有企业就可以用这种比索对美元1:1的汇率记账。甚至，很少部分的国企员工和体制内的人可以用古巴比索，以对美元1:1的兑换比例购入进口商品。把几百比索的工薪，换成价值几百美元的商品，在民间市场上卖出后，能收回超过成本二十倍的比索或者外汇券。

几十倍的个人利润具体如何分配，外人不得而知，但大多数人没有利用这种汇率的机会。而以固定25比1的兑换价格而言，月薪1000比索，其实也只是40美元。

新式手机、电脑、流量、外汇券超市里有魅力的商品，需要以外汇价格折算。用外汇券才能买到基本不限量的优质商品和服务。

而在普通商店里——这里有供销社没有的东西，不需要外汇，但商品经常短缺。人们经常是先排上队，再问有什么商品上货了。

3G和4G时代，科技为生活提供便利：在排上长队后，一位智能手机用户在群组里分享好消息：“这里有香皂和奶酪可以买”。有流量和智能手机可用的主妇，在日常的消费品搜寻中具有相对优势。

（门外还有长队。图 AP ）

二

古巴的医疗倍受西方知识分子赞誉。西方人带着外汇来古巴求医，得到非常专业的治疗和护理。外国人在这里可以看到齐全的现代化设备，干净整洁的舒适病房，和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

Hermanos Ameijeiras 医院

比如哈瓦那海滨的Hermanos Ameijeiras 医院，世界一流。美国左派导演迈克尔·摩尔曾经带一些美国人来这里就医。他们体验到的医疗服务水平“优于美国”。古巴有不少这样的对外医院，雄辩地说明古巴人能以世界优秀水准，胜任医护工作——但需要以经济盈利来维持人员、设施和医药品。

可是，当地平民去的医院则药物和医疗器械紧缺，设备陈旧，水电时常中断。住院病人往往要自带枕头，床单，被毯，甚至有时候，电灯泡。

（平民医院，和西方患者去的医院并不一样）

2011年1月，哈瓦那Mazorra精神病院的几名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被判处6~14年有期徒刑。古巴卫生部发表公告，26名衣不蔽体的病患在该精神病院中被冻死，因此对有关责任人严加惩处。

至于抗生素，如果没有外国的亲戚邮寄过来，那经常就需要从黑市求购。黑市收入和日常的红包，在灰色地带补贴医务人员微薄的工资。

古巴的新生儿存活率数字表现优异，不少西方学者赞誉有加——新生儿存活率的小小变动，将显著改变人均预期寿命的统计数字。

而同时，古巴的堕胎率异常惊人。根据官方的公告，每一百名孕妇中，就有四十多例以堕胎结束。多年前公布的数据曾经达到1:1，每出生一名婴儿，就有一次堕胎发生。

还不止如此。根据赞扬哈瓦那的西方妇女权益组织的“正面”材料——她们强烈支持堕胎合法化、抨击美国等国的堕胎限制——古巴实际上的堕胎率更高，可能达到七成！

哈瓦那大学女学者MariaElena Benitez 的论文解释说，以被称为“月经管理”的“调节措施”在怀孕早期就堕胎的案例，没有统计为“堕胎”。如果计入，堕胎率70%，世界罕见。

（古巴国家医学科学信息中心收录的论文，西班牙语）

http://scielo.sld.cu/scielo.php?script=sci_arttext&pid=S1817-40782014000200007&lng=es&nrm=iso&tlng=es 

实际上，因为安全分娩率、被动流产率和婴儿存活率是受到关注的关键考核指标，所以很多困难的怀孕案例，以“主动”堕胎处理了。这就是靓丽的“婴儿存活率”“分娩安全”等指标的现实背景。

更何况，由于经济压力，住房紧缺，父母们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也不得不选择堕胎。尽管商业部专门为父母们提供了婴儿床、儿童被、床垫等商品的分期付款政策，生育率仍然节节走低。所有公开发布的人口数据都显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古巴的人口总数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而在死亡人口方面，由于某些工作程序的原因，有少量死者的登记死亡日期会拖到第二年。此外，根据医生的证词，有时候死亡的新生儿会算成堕胎。这都会使人均寿命数看起来高一点。

古巴的人均预期寿命统计数据，和人均GDP公布数据一样表现优异。但从以上可以看到，和GDP类似，实际医疗水准和纸面上并不一样。

1957年，根据联合国报告，古巴的新生婴儿死亡率低于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为世界第13低。即使考虑到当时古巴也许没有上报最穷困人口的分娩失败和医疗状况，数字要打折扣，当时的各项卫生指标也肯定位居拉美前列。

而在今天，和1958年古巴就已经在拉美领先的识字率一样，这些社会发展指标被其他拉美国家赶超了。

当然，古巴派出了大量医生，从正面角度看，在全世界救死扶伤，践行“医疗国际主义”。从批评角度看，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对此谴责说，这是“美洲最严重的奴役劳动”。干部严格管理医生，防止人员失散。医生所得的工资，在其他拉美国家属于正常水平，但大部分都要上交国家，是宝贵的外汇收入。国内家人只能得到小部分汇款而已。从中立角度看，即便如此，出国劳务也仍然是美差，对比在国内，收入可观。

三

1959年革命的枪声已经远去了，但革命前的汽车，到今天依然在为古巴服务。

古巴的人均汽车拥有量曾经居拉美前列。1956年，古巴有六百多万人，近15万辆车。在首都哈瓦那，有近10万辆小汽车。当时哈瓦那的130万人口中，也许有几十万人，要么家庭内有车可用，要么其家庭迟早可以筹划在将来买车。存在一个可以考虑买车的中产阶层。

这个阶层已经消逝了。

多年来，古巴人细心地维护他们从旧时代传下来的老汽车。六七万辆老爷车，来自朝鲜战争、诺曼底登陆、纳粹党上台的年代，使古巴成为汽车“怀旧”旅游景区。

哈瓦那街景 

图 Dana Moody Hellwig 

车况好的老爷车，在机场、酒店和景点外做出租。更多车况一般的则在岛内自用，或者私下经营，给外国游客打黑车。下面这辆车，车况良好，应该算是明星车辆之一了。

1924年凯迪拉克。距今一个世纪。服役到今天，应该出乎原先车主的意料

古巴的住房政策也曾经吸引许多西方学者。在革命时代，住房是免费的。革命后，那些房子大、房间多的中产阶级家里，分配了穷人家庭入住。

住房的私人产权被废除了。问题是，居民都没有房屋所有权，那么谁来保证房屋翻新和维护呢？

古巴官方公布的数据，超过六成房屋情况良好，剩下的状况不佳。其实就是严重老化残破。而非官方的外国媒体称，七成房屋需要大修。六七十年代的分配住房政策，显然不可持续了。

在十年前，海外游客已经看到，曾经非常时髦的哈瓦那市区，民居已经普遍破败不堪。现在，房子不时坍塌，伤亡时有发生。初步的改革措施，使古巴人可以拥有最多两套房子。个人财产，在有限制的条件下，被许可了。装修房屋，出租给西方游客，是很有希望的生意。作为资产运营的个人财产，立竿见影“产生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维护得闪闪发光的老爷车，漂亮的小餐馆，通过网络随时预定的舒适民居，迅速出现。

但相对当地工资而言，新房还是惊人的天价。极少数幸运儿，有海外亲属的汇款，或者别的特殊渠道，才有可能买新式住房。

四

虽然“福利食品”“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的神话已经褪色了，但是，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是，古巴的困难来自“美国的制裁”。并不是这样。

以古巴的重要盟友委内瑞拉为例。

2019年初，委内瑞拉有社会主义信念的左派、社民主义者，瓜伊多议长，和以他为首的反对派，遭到马杜罗方面的压制，国内动荡。马杜罗一方被指控违反县法、暴力镇压导致死伤、有罪不罚、非法监禁、强迫失踪，等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女士，是衡量联合国制裁措施的重要人物。巴切莱特女士是大多数美洲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所尊重的英雄，从小就受到古巴的支持和礼遇，是智利社会主义党的领袖，在21世纪曾经两次出任智利总统。

巴切莱特高级专员在讨论制裁措施时，每次都不建议制裁，认为那样会不利于委内瑞拉人民。但同时，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每一次，她都首先强调，“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产生于制裁之前”，“委内瑞拉的经济困难主要在于自己”。

这实际上是对“外部制裁论”的反对。她完全知道半个世纪以来左派将一切困难归咎于制裁的说辞，才再三再四强调“问题在自己”。当然，她同意，“制裁会加大经济问题”，在要求委内瑞拉做出切实人权改善的同时，反对制裁。

但是，“经济困难主要在于自己”。

古巴，和委内瑞拉类似，出口货物的渠道总是畅通的，不存在砂糖、烟草、朗姆酒或其他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无法出售的事情。世界上的消费国并不是只有美国一家。事实就是古巴想出口多少砂糖，就能出口多少。

同样，进口渠道也是畅通的，古巴想买多少拖拉机、化肥、欧洲电子设备、中国缝纫机、韩国汽车，就可以买多少。

最大的问题其实只是：钱。

有外汇才能进口，有出口才能有外汇。生产低下，才是古巴的问题所在。实际上，从热烈赞扬古巴的英国学者海伦·雅菲的论述，不难看出端倪。她以正面角度阐述了切·格瓦拉的经济学。切所接手的1959年古巴，是企业已经配备上了IBM电脑的经济体。他考察苏联时发现，古巴企业的设备甚至经常好于苏联。苏联的大厂还在用算盘。

切认为，对来自资本主义的硬件没有必要抗拒，但是他“反对苏联和东欧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意思是，苏联的厂长经理们，还在考虑工厂的成本和效益，争取盈利。计划委员会的官僚还在受价值规律制约。切认为，这些都是“回归资本主义”。切认为，“我们看来，应该尽快消除旧的类别，包括市场、金钱，以及因此的物质利益——或者更好的是，消除它们存在的条件。”国家计划，不受价值规律制约的计划，而非企业自主和“计划委员会官僚核算”，这是切的答案。
（Ernesto 'Che' Guevara: a rebel against Soviet Political Economy）

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无法完全在古巴实现。不过，就比索美元汇率而言，自由市场或许1比50，挂牌汇率1比24，而国企单位出口1美元的商品，单位记账1比索。创造高价值的部门的职员，和做官僚主义表面文章的人，收入相差无几。长期经济后果不难想象。

1990年代之前，古巴的拳头产品砂糖，大量出口到华约阵营。价格时高时低，有赔有赚，但总地说依赖砂糖获得了宝贵外汇。相应地，古巴成师成师地派部队去非洲打仗，游击教官派往各大洲执行任务。冷战之后，战争结束，但出口溢价也没有了，收入剧减。饥荒来了。

灾难性经济危机之下，古巴试行改革，准许个人从事有限的行当，做园丁，按摩，出租车司机……成为个体户。国有土地下，集体生产的自留地被许可了，可以种植蔬菜，水果，粮食，养鸡。国家得一半，集体得一半。毫无疑问，其实在小集体内，仍然将自行结算到个人。列宁陈述，“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资本主义”。正是如此。热带水果，木薯，蔬菜，这些不需要粮票，也不需要外汇，个人就可以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随处可见了。

 放开经营的产品，没有短缺

古巴最饥饿的日子过去了。养鸡养猪，国家放开了，对一些个体户和有好的兼职，或者有海外汇款的的人而言，可以吃上鸡肉猪肉。但自留地不可能养牛。国家用尽办法保护和经营养牛业——偷杀牛会面临死刑，在古巴比杀人罪还严重。1950年代，古巴六百多万头牛，人均超过1头牛。60年代开始配给粮票的时候，每周还能发一次牛肉。后来改成9天。现在，牛肉消失了。

几十年的小步改革，证明古巴人可以发挥一切才能证明自己。教授和工程师利用外语技能，成为出租车司机，导游，经营网上订购的民宿。旅游业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勤劳而普通的人，开设小酒吧，杂货铺，小餐馆，总有办法生活得更好一点。

实际上，古巴人所能取得的成就远不止如此。上世纪50,60年代，古巴的技术人员，受过教育但不一定会英语的阶层，跑到美国后，从最低的起点开始工作。但很快，他们就学会了英语，发挥专长，得到社会提升。多年来，始终都有古巴人，冒险通过90英里的海路，到达美国。从外国到美国的古巴人，白手起家，经济能力低于美国人，甚至低于其他拉美裔移民。但是，只需要一两代人，就会大不一样。第二三代古巴人中，出现了无数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部长、议员——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古巴裔美国人，年收入高于其他美国白人，教育水平高于其他美国白人，国会议员占比更远远超过其他白人。

所以，古巴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但在古巴例外。有一个例子。古巴裔美国公民索尔·贝伦塔尔和霍勒斯·克莱蒙斯，申请到了美国和古巴的许可，计划从美国进口部件，在古巴开设拖拉机制造厂，通过为古巴的农业现代化出力，获得盈利，也回馈祖国。贝伦塔尔为此甚至热诚地申请了古巴居民身份。没有什么程序能阻止他，一切都有条文规范。

随后，他被古巴官员告知，他的工厂不能开了，“技术规范和员工安全不能达到要求”。费尽周折他才知道，原来古巴人是不能开工厂的——“人剥削人”的现象不能在古巴存在。如果他是外国人，可以，那是古巴准许的经济合作项目。而作为古巴居民，那不行。官方不能打破“古巴人开工厂”的禁忌，又不便直接否决之前的认可，于是以绕弯子的方式取消了项目。

作为当地长期以来的宣传，和中国、越南这些部分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准许外国公司“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不同，古巴是世界上“免遭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净土”。

所以，经济困难是外部原因，还是内部政策的限制，一目了然。

其实，多年来，美国就是古巴最大的食物和农产品供应商、医疗卫生用品供应商。在川普任期内，通过“支持古巴人民”项目，美国直飞古巴的旅游人数激增，每年达到六十多万人，居古巴的国际旅游者第二位，排在加拿大之后。旅游者们被要求去民营的旅馆民宿，民营的餐厅酒吧，被鼓励与古巴民间人士交流。

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和古巴关系解冻，双方建交，商贸水平显著提升。满载集装箱的货船从美国开向古巴。

（奥巴马访问古巴。古巴人欢迎美国游客的到来，人民之间没有隔阂）

更不要说，其他国家和古巴的经贸往来，其实也没受到“制裁”多大影响。冷战时期，东欧和拉美国家的汽车，古巴都可以进口，到今天还在服役。连美国品牌的“老爷车”，也可以从美国邮寄配件保养维修。现在，在古巴街头，崭新的韩国现代、日本丰田、中国吉利，悠然地跑在古巴的街头。吉利汽车，是一家光荣的中国跨国民营企业，在古巴是明星汽车品牌。而古巴人民，长期以来没有同等的机会，实现这样的非凡事业。

所以，巴切莱特高级专员反复强调的，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是在外国制裁之前，根源在内部经济体制，同样适用于古巴。

巴切莱特会见马杜罗

五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改革摸索中的古巴以重创。2020年开始，国际旅游人数剧减，航班减少甚至停航。此前，一千多万人口的古巴，每年接纳几百万人次游客。蓬勃的民营经济遭遇寒霜。

疫情期间的古巴，改革举步维艰。外汇券被废除了，“一国两币”终结。所有古巴人，以古巴比索而言，都被大幅增加了工资。同时，外汇收入却大幅减少。显然，将发生的是物价上涨，实际汇率降低。

从国外汇款兑换来的“数字比索”代替了外汇券。有海外汇款的人，多数是白人，更能承受经济压力。超市里用“数字比索”照样可以买到稀罕商品。在街上，有古巴人开着奔驰宝马不时飞驰而过。除了个别奥运冠军被慷慨地赠送了汽车，在古巴不管是高级工程师，还是小个体户，或者官员，都不可能买到比欧美还贵的带高关税的豪车。谁的车呢？很神秘。与此同时，一般的民众忙于排长队，寻求用有限的古巴比索购买基本必需品。

到2021年年中，经济条件差的人群，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古巴骚动了。

长期以来，古巴的白人群体，受教育程度更高，冷战时期出走的更多，因此海外关系和海外汇款更多。

有色人种，在古巴比索工资单上和白人相差有限，但实际收入其实低于白人，在经济危机中，受影响也最大。黑人，原住民，站在2021年年中骚乱的最前沿。

不少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吹嘘多年的“古巴是西半球种族最平等的国家”，在世人面前黯然失色了。

美国BLM“黑命贵”运动的名人们，他们以共产王义者自居，表态支持古巴官方。原来，在美国的警察打黑人，和在古巴的警察打黑人，是不一样的标准。古巴裔BLM参与者纷纷退出了这个运动。他们删除了以前发的有关BLM的动态。

到2021年12月，古巴内贸部宣布，2022年的粮票本没有纸印刷。暂时要用2021年的本子先凑合记账。90年代以来，古巴经济又一次陷入谷底。

 粮票本，或者说配给卡

六

所幸的是，世界疫情和有关防控措施，在2022年逐步缓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次数从少到多，“借鉴中国和越南的经验”，不断被古巴官方提及。古巴经济有潜力爆发勃勃生机。

但是，毕竟古巴曾经是拉丁美洲（甚至世界）的革命中心，古巴历史上形成的自我定位，“免于新自由主义荼毒的净土”的宣传，成为妨碍改革的关键障碍。

今天，各个拉美国家的社会主义党们，仍然在纪念日向古巴发出问候和贺电。各国社会党的要人们，年轻时曾经仰望古巴，但今天的危机，恰恰就潜藏在他们赞扬之中。在其他拉美国家，社会党人甚至共产党人，于竞选中宣传许诺，要将本国建设成“瑞典”“丹麦”“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并且得到了广泛支持。他们没有说要将国家建设成古巴，或者委内瑞拉。“保护民营企业”也是社会党人们竞选时的承诺。古巴官方必须认识到，深刻的经济改革，必须跨越这一步。拉美同志们的仪式性赞扬和鼓励不那么重要，至于生活在美国高档社区，购买豪宅，大赚演讲费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虚伪吹捧更不重要。

2021年，劳尔·卡斯特罗最后一次指导党的大会。“中国和越南的经验”，被谨慎提到了。

毕竟，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就说过，“古巴模式，现在连古巴自己都觉得不合适了”。

本国的抉择，或许“像中国和越南那样”，让人民创业，准许人与人之间自愿形成雇佣关系，发展生产，对外大胆开放，才是闯出未来的关键。

（谨以此文回应部分西方学者制造的以古巴作为虚幻的“发达、平等、健康的乐土”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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